2019年10月摩根士丹利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新动力的报告，报告称城市化和产业将帮助中国在2030年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寻找中国经济的新动力迫在眉睫，摩根士丹利的这份蓝皮书所阐述的内容又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称“中国的互联网、数字经济以及建立城市基础建设群等相关改革需要加强推进，特别是数字经济方面，摩根团队认为数字基建，如5G基站、工业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都有助于缓解中国常见的大城市病。

总体来说，摩根中国经济新动力蓝皮书团队认为，如果中国积极拥抱新技术，奋力打破旧桎梏，那么在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进一步升至75%，增加2.2亿新市民，同时生产率增速在全球保持领先，从而实现人均国民收入比当前翻一番。从宏观领域到微观领域摩根团队认为中国这样的城市化2.0前途非常光明。

诚然，在摩根士丹利精致的数字模型支持下，数字城市似乎成了中国经济未来新动力的不二选择。但作为中国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认为，依靠大家寻常理解的“新基建”内容，可能并不是未来寻求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唯一选择。

大概在“十八大”之后，中国开始强调数据驱动和高科技，渐渐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言论，看似中国走向了一条科学精神的发展道路，然而在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看来并不尽然。陈功认为，客观的来讲，科学及其科学的进步，实际是富国的一种消费，就如同艺术品总是富人的消费一样。当然了，科学有其巨大的贡献，但那是科技真的搞成了之后。但作为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中国不是所有人都搞得来科学，因为大多数人面对适者生存的环境，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为生计奔波。然而所有科学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更会有大量资金耗空。科学界打着”造福老百姓“的幌子的远比做实事得多，其实他们不是真的存心欺骗，而是科学的认识永远是渐进的，成就者终究是少数，牛顿只有一个，当然放在科学研究上的钱，也就落空。

在如今强调发展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等高科技的时代，有一个问题非常值得所有人去思考，科学、数据、高科技与社会繁荣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从陈功的视角来看，答案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尤其是简单到利用科学来铺垫致富之路。

现实与未来是接轨的，一个国家按照数据驱动的模式向前发展，根据数据论和统计论向前发展，将国家的发展期望，将好不容易推出的、攸关国家未来命运的新基建，寄托于数据驱动的基础上，这在中国并不现实的。

科学训练没有速成班，中国的人口素质并不会因为各大高校扩大招生而发生一个质的提高。我们14亿人直奔数据科学而去，直奔新基建而去，这也许会是一种科学乌托邦，它就像漂浮在空中五彩斑斓的气泡一样，里面包含了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太多新概念，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科学乌托邦只能承载我们这个14亿人口大国中的小部分人工作，他们也许因此发财致富，而大多数人的工作与此无关，还有可能稀里糊涂的掏钱买单。

在解决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的问题上，安邦和摩根士丹利的观点有分歧也有相同，我们都认为中国经济的确需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但是与传统的大修大建不同，安邦认为建设消费型社会，注重国内市场空间再开发，完善长江经济带建设，和氢能社会建设的准备工作才是当下解决问题的关键。

早在2018年，陈功就敏锐地发现中国必须要向消费社会前进。中国一些城市规划者最大的问题，就是以为“世界工厂”可以永生永世的做下去。现在各大城市都对建设某某中心趋之若鹜，但事实上，这个中心，那个中心，千中心，万中心，最重要的是建立消费中心，要让人能够在城市立足、落脚，能够让人把心放在城市里，能够安全、健康和舒适的生活，这比什么都重要，同时也是中国城市今后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与此同时，在陈功6月的报告《“长江经济带”地缘经济价值再认识》中，陈功认为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新动力的突破口。在高标准环保的基础上，中国可以大规模重启长江经济带的建设，重点推动长江经济带西端的经济发展，沿着长江经济带构建一个东西平衡的经济空间，以此对冲外部环境巨变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平衡中国经济增长，扩大消费空间，拉动消费增长，同时推动并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转型。安邦所做的匡算显示，目前在中国长江经济带的东西两端，GDP增加值的差距在1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存在明显的“2倍差”现象。

发展差距带来了政策空间，一旦中国在长江经济带的东西两端实现了基本的均衡发展，则中国的中西部市场空间将会迸发出巨大的发展动能。不出意外的话，西部市场的空间成熟之后，3年新增GDP增加值几乎相当于现在全国地方债的总规模，这实际上为解决令人头疼的地方债务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发展空间和潜力十分巨大，前景可期。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内部“大放水”政策窗口期已过的背景下，以新的方式来发展长江经济带是一个重要思路。简单来说，提出发展长江经济带的建议，是从地缘战略角度去扩张内部需求。中国今天面临的局面——逆全球化、在外部被围堵、大洪水、内循环、消费、……，如果不创造新的市场空间，能解决中国的消费问题吗？能消化过剩产能吗？过去几年中国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是为了寻求外部市场空间；现在重启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是在打开国内的市场空间。

除了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一直以来，安邦智库都是发展氢能产业、建设氢能社会的坚定鼓吹者。安邦智库对氢能的政策研究并不限于新能源汽车，我们考虑的是更大范围的“氢能社会”的建设。要强调的是，氢能社会并不只是一个产业发展的技术路线选择，而是一种覆盖技术、能源利用、市场与消费体系的战略选择。在当前国内高度强调“内循环”、兼顾“双循环”的背景下，氢能社会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内循环”和“双循环”战略的实质，是挖掘国内市场空间，发挥国内市场的潜力。在安邦智库提出的两大抓手中，其中之一就是建设氢能社会（另一个重要抓手是“长江经济带”）。当然全国多个地方都投入氢能产业时，可能会在短期内出现一些同质竞争的局面，也并不是每一个地方的氢能产业发展都能成功。但是，由于氢能社会是一个包含了技术、工业生产、市场应用和社会配套的庞大体系，一旦它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经济系统，它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将是巨大的。在国际环境变化无常的情况下，对于一个氢能社会的国家，即使是再发达的非氢能社会“霸权”国家，也难以进行制裁。

发展国家经济最终是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只有当大多数人从中获益才可以实现社会繁荣。作为大国经济，中国的整体经济形态不可能是单一的，肯定是既有大规模的生产制造，也有大规模的消费和服务，长江经济带的合理运用会加快中国转型为成功的消费社会。对待中国的经济发展动力，我们需要严肃认真的发展精神。过去的中国是这样，所以我们发展起来，现在也不能丢掉严肃认真的发展精神，必须脚踏实地工作，中国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