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7月份货币和社融数据增量环比都有大幅度的下降，超过市场的预期。7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21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0.7%，低于市场预期的11.2%，较6月的11.1%下降了0.4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增加9927亿元，市场预期增加12000亿元，较6月份的1.81万亿元大幅下降；社会资规模融增量为1.69万亿元，低于市场预期的1.85万亿元，更大幅低于6月份的3.43万亿元。市场普遍关注这一变化，可能意味着货币政策开始收紧，从上半年疫情冲击最严重时期的偏宽松状态退出。

从央行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到，在人民币贷款增量减少的同时，新贷款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7月企业新增贷款中，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大幅回落，中长期贷款达5968亿元，体现了央行结构性政策宽信用的效果。短期信贷的收缩也是远远近期监管加大了对资金违规使用的监管力度，严控投机性短期贷款进入楼市空转套利。而居民部门新增人民币贷款中，中长期贷款新增6067亿元，基本与上月持平，比去年同期多增1650亿元，说明前期被抑制的购房需求逐渐释放，按揭贷款的需求仍然比较旺盛。同时，影子银行业务继续收缩，但收缩幅度较去年已经放缓，表外融资7月负增长2649亿，但2019年同期负增长达6224.99亿。

安邦咨询（ANBOUND）已经注意到宏观政策进行“中期调整”的迹象。近期央行和中央一系列的表态将货币政策的表述转变为强调“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在7月份实现了今年最大规模的回笼，7月单月净回笼规模达6877亿元，为连续第二个月净回笼。这些迹象都表明货币政策由总量宽松正在转入结构性的政策。可以说，7月份的数据正反映了货币政策边际收缩的趋势。中国央行行长易纲7月份曾谈到中国到一定时候将有必要考虑撤回政策支持，今年新增贷款达到将近20万亿元。因此，考虑到今年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幅达创纪录的12.09万亿元人民币，下半年货币投放的幅度将会有所放缓。

从宏观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变化情况来看，央行货币政策调整也是情有可原。央行之所以从偏宽松的货币政策执行转向“正常化”，主要考虑可能是：（1）二季度经济回升比较迅速，因此货币政策面临调整和适度的后退，货币投放有所减弱；（2）关注风险，货币宽松和前期经济萎缩使得金融机构的风险加大，银行坏账、企业债务都在增加，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首次突破1万亿，上半年坏账余额2.4万亿，因此货币政策有所收紧，放缓金融机构扩张的步伐，避免泡沫；（3）房地产市场泡沫再起，显示有不少钱流到了房地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不符。因此，央行关注风险，想为以后的货币政策保持空间，是可以理解的。安邦咨询也曾提出，宏观政策需要调整，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换挡”，从短期的“应急”转向长期的系统性的推动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从近期的变化，这一调整已经开始。

不过，虽然市场普遍预期到政策调整的方向，政策调整的节奏和力度却超过了预期。从市场反应来看，对于央行货币政策转向的反应还是很强烈的，连续两日A股显著下跌，显示了市场心态极不稳定，风声鹤唳，很容易导致波动。这表明央行在进行调整的过程中，更需要把握好力度和政策的协调性。特别是国内货币政策调整或转向，需要考虑到当前国内经济形势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要从系统角度去维持资本市场的稳定，避免操之过急。

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环境非常复杂，国内经济仍脆弱，消费需求恢复还需要时间。所以，维持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对于形成稳定的经济预期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都显得十分必要。现在，普通民众和投资机构的钱还没有多少可投的领域，资本市场又在引进外资，而地缘环境十分险恶，都需要资本市场维持一个稳定的股市和债市，这对于稳定市场信心很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市场的建设，也是构建“双循环”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内循环”而言，我们不仅要考虑国内实体经济领域的消费空间、投资空间，还要考虑金融需求的循环和资本市场的空间。资本市场的宽度、深度、活跃度，同样是内部市场空间的一部分，也应该纳入更大的“内循环”概念。同时，对于国际“外循环”而言，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和代表性，同样带来资金的流动和效率的提升。市场的稳定对于资本的“外循环”更具有意义。因此，在特殊敏感时期的货币政策，应该着眼更大的系统，考虑更大的格局，维持中国整体市场的系统稳定性。这样，才能把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庞大的国内市场空间的“势能”，进一步转化为推动中国经济稳健发展的“动能”。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疫情受控，国内经济逐渐恢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有调整的需要，以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健康发展。但同时，货币政策的调整需要把握好力度，注意分寸，避免形成市场的“过度反应”和信心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