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从来都是经济学研究的大目标。在大多的经济学解释中，例如亚当·斯密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就主张，自由市场会透过价格机制达成经济均衡。也就是说，任何过度供应（market surplus或glut）会导致价格降低，这也会使得供给的数量降低（因为生产与销售商品的诱因降低），并且推动需求的数量增加（因为提供消费者便宜的商品），亚当·斯密相信，这是一个机制，它会自动废除（abolish）过度供应的情形。

当然，不相信亚当·斯密理论的人也不少。

奥地利学派和约瑟夫·熊彼得就认为，均衡不可能实现，因为每个人总想获取最低的价格，进而系统中总会有动态因素存在。自由市场的优势并非在于创造静态或者普遍的均衡，而是在于能够组织资源以适应个体的欲望，并且“发现”经济进步的最好方法。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指出，均衡是指模式有足够的局限条件导出可被推翻的假说。他实际认为，需求量是不可被观测的，因此不均衡的情况，即剩余及短缺是不可被验证。当然这一句话，等于粉碎了对“新计划经济”的希望。

不过，均衡虽然是经济学理论的关注重点，但世界经济学家们为实现此目标的建议，却经常导致不均衡更加严重，这也是事实。

智利皮诺切特的例子，是新自由主义以及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最津津乐道的案例。在过去的一个时期，几乎所有自由主义经济学说，都会讲弗里德曼，而讲到弗里德曼的同时，总是会讲智利的案例。

在上世纪的智利，皮诺切特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后，为了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邀请了一百多名经济学家组成顾问班子，对智利经济进行了精心研究。他们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失去活力和阿连德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使智利经济滑到崩溃的边缘，他们建议采用“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实行对外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皮诺切特相信了“芝加哥学派”，据此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首先，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其次，废除长期以来国家对物价的控制和补贴，鼓励公司之间的竞争。第三，实行税制改革，主要是设立增值税，增加直接税，加强反偷税漏税。第四，实行外贸自由化，降低关税，放弃“进口替代”政策，促进出口，鼓励本国公司和外国公司竞争。第五，吸收外资。第六，裁减政府机构人员，以减少行政开支。这些政策和措施在皮诺切特的强权支持下，在智利没人敢说“个”不字。那个时代的智利，谁敢说“不”，就可能被从直升机上扔到大海里彻底消失。

智利政治强人皮诺切特采取的上述政策和措施，使智利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他上台一年后，智利的主要经济命脉铜的产量就增加了，1974年至1978年，流入智利的外国投资达30亿美元，外流技术人员开始回国。1976年至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由于受当时拉美外债危机的影响，1983年军政府采取“应急经济计划”和“缓和债务危机计划”，加强国家在宏观经济中的调节作用，经济又很快得到恢复。1983年至198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1989年高达10%，创出历史最高纪录。通货膨胀从1973年的800%下降到1988年的12%，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

皮诺切特政府的上述经济成就，是在整个拉丁美洲国家处于严重经济和外债危机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也是弗里德曼引之以骄傲的缘由。问题是，正如所有理论实践中的常见现象，不能只看纸张一面，在纸张的背面还有文字，那并非是智利案例的全貌。

智利在拉美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尊重秩序，文化传统相对保守，还有大量拥有现代管理技能和知识的德国移民人口。现在智利军队也是一派德军装束，俨然“二战”时的德军。智利的经济增长率在整个皮诺切特执政时期，也有两次深跌，一次是1975年，另一次是1982年。如果说前一次是皮诺切特刚刚执政，那么后一次就无话可说了，智利还是无法逃脱国际市场的强烈影响。其实，有趣的对比还有很多，在“后皮诺切特”时代，虽然智利的经济政策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修正和逆化，但智利的经济增长率反而维持在相对高点，且较为平稳，显示了智利经济增长与“芝加哥学派”的无关性。

从整个拉美来看“芝加哥学派”和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主张，拉美国家在实行新自由主义之初，有些国家经济的确有所增长，但从总体来看，经济发展速度不仅没有加快，反而大幅降低，只相当于改革前的50%。经过几年的反复到了2004年，受惠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好转，拉美经济有所复苏，但仍低于改革前的水平。

以阿根廷和巴西为例，这两国过去可称为是拉丁美洲的“发达国家”，人均GDP曾经达到过8000美元，但在纷纷“学习”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后，到2002年，阿根廷人均GDP已经跌到2665美元。巴西东北部幅员辽阔的亚马孙州，至今文盲仍占全州人口的一半。与经济萧条相伴随的是高失业率。拉美地区的失业率在最近二十年持续上升，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国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40%以上。就是到了本世纪初，拉美地区2001、2002、2003年平均失业率仍然分别达到9.2%、9.3%、10.7%，其中阿根廷2002年还曾高达23%。阿根廷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使阿根廷这个辽阔而富饶的国家变成了本地区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外资的大规模流入和流出，必然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外债。沉重的外债负担是拉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大障碍。阿根廷学者说，从1982年到1985年，拉美向外国支付了1500亿美元的利息，与此同时从这些外资中获得的净收益只有400亿美元。两者之间1100亿美元的差额需要用贸易盈余来弥补，这几乎相等于该地区三分之一的出口和50%的净储蓄。这无疑导致了国内资本的紧缺，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自1999年以来，拉美地区资金净流出仍在逐年增加，2004年达到了639亿美元，2005年进一步增加到675亿美元，其中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转移的增加是重要因素之一。在1982至2000年间，拉美国家还外债利息高达1.452万亿，是全部外债的4倍还多。

在拉美，还有一个极端化的大问题就是贫富差异恶化。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最大后果，就是产生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20%的最富的人和20%最穷的人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约相差6倍，而实行新自由主义后这一差距迅速拉大，1999年拉美10%最富的人和10%最穷的人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约相差40倍，2002年竟然上升到46.6倍。据阿根廷学者提供的数字，1960年拉美国家有1.1亿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到1994年达到了2.093亿，2004年竟高达2.22亿。该地区60%的儿童处在贫困中，5300万人面临饥饿的威胁，4200万人仍然是文盲。

纵观智利、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很多都经过了弗里德曼自由主义思想的洗礼，但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现在依旧还处于左翼思想和右翼思想反复折腾、来回洗牌的状态里面。实际问题也可以简单理解，经济学家是搞理论研究的，搞政策实践，并非是其能力之所擅长。经济学家可以争辩理论方向，提供有益的经验总结，但绝对无法建设、组织和构建一个国家的各种市场系统，而离开了市场系统的政策实践，谈论成功与失败都是毫无意义的，与经济学家的理论基本是无关的。所以弗里德曼的“经济学试验”，在拉美国家实际就是一个笑话，只不过这是一个让很多人当了真的笑话。

其实，当今世界，这个“陷阱”、那个“陷阱”，谈论的有很多，而“拉美陷阱”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陷阱，也最为值得警惕。笔者从来都自诩是一个稳健派，信奉的是均衡哲学，虽然有不少的人也在从均衡的角度看世界，但那大部分都是纯哲学的议论。真正的均衡哲学，实际是一种实践哲学，应用哲学，体现和反映在政治、经济、产业和企业，尤其是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拉美陷阱”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就是，极端化的道路，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无法产生良好而健康的结果，唯有均衡的实现和争取，才有可能弥合社会矛盾，争取最大的发展机会。

回到智利的政策实践来看，虽然“智利模式”曾经受到广泛的推崇，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用来向发展中国家推荐，要求各国学习智利的样板。毋庸讳言，中国有关部门也曾派团到智利考察、学习，而且还都反应“受益匪浅”。其实，所有这些有关智利的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皮诺切特的执政，实际在政治上创造了一种非人权的均衡，抑制了左右两翼极端化的争端，但同时并没有实现整个社会的均衡目标，所以智利经济结构中“该有的都有”，国家治理中“该发生的还发生”，最终皮诺切特的努力还是无法持续下去。

所以，西方经济学家们的政策实践，在智利和拉美实际并不成功，而拉美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看未来去极端化的“大均衡”的实现，这也是新拉美主义的重要核心目标。其实简单来讲，社会系统的去极端化，就是均衡哲学的核心价值观。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西方经济学是影响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显学”，但西方经济学家们的政策实践在拉美地区并不成功。这种反差显示，从事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与真正的政策实践有很大的差别。拉美问题的最终解决，则取决于去极端化的“均衡哲学”来指导发展政策和发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