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民营经济从无到有，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国内常用“56789”来概括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从实际贡献看，民营经济已占了大半边天。习近平主席曾指出：“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不过，近几年民营经济出现了不断弱化迹象。数据显示，民间资本也出现了投资持续收缩的现象。自2012年以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降，2019年民间固投为311159亿元，同比增长仅4.7%（同期全国投资增速为5.4%）。2020年1-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29214亿元，同比下降1.6%；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84186亿元，下降5.7%。

民营企业的信用情况不断转坏。2017-2019年债券市场新增债券违约主体分别为10 家、44 家和39 家，民营企业达10、38和32家。2019年债券违约金额达1289.94亿元，民营企业违约金额1002.05亿元，占违约债券总额的77.68%；民营企业以不足9%的信用债存量占据了约80%的债券违约规模。民营经济是债券市场的“重灾区”、资本市场的“弱势群体”，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总体经营状况不佳。

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不佳是老大难问题。2018年末，民营企业贷款余额为32.8万亿元，占总体企业贷款余额的40.7%，这意味着民营企业用40%左右的银行贷款支撑了“56789”的贡献。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民营经济中一直很突出，债券、股权和风险投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在民营企业资金结构中十分薄弱，银行贷款仍是民企融资的主渠道。中小微民企占民营企业数量的95%-98%以上，国内银行向来“爱大嫌小”——因为向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的管理成本约为大中型企业的5倍，大型银行多不愿向中小民营企业贷款。由于信誉低、融资负担沉重、资产抵押不足，民营企业一般无法从银行借贷到所需的足量资金。

调查报告还显示，在融资成本方面，民营企业平均融资成本为8.2%，其中平均融资成本在10%以上的企业占比达到17.7%；而国有、外资企业平均融资成本均在7%以下。据一些地方反映，在市场流动性收紧的情况下，即使是一些有市场、有技术优势、有效益的高技术中小企业由于缺少抵押物，也很难从银行直接获得贷款，只能通过担保等方式获得，综合融资成本在10%以上。一些民营企业贷款时，银行甚至要求企业实际控制人和配偶都要签字，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近几年民营经济利润率持续下降，2012至2019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长率约0.8%，远低于前十年51.3%的年均利润增长率。此外，民企的杠杆率持续上升，经营维艰、违约暴雷不断，企业倒闭破产增多。

以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人员的观察，中国的民营经济正在出现系统性的“弱化”，除了在资本追逐的互联网科技等少数领域之外，在大多数产业领域的民营企业都出现了“老化”、“弱化”、“退化”、“钝化”的现象。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给众多民营企业带来用工困难、订单严重萎缩、物流不畅、资金链条断裂等严峻挑战。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与风险防控的压力较大，民营经济外部环境从长期看不容乐观，实际上也意味着民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困难和低谷阶段。

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民营经济座谈会上曾把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形象地总结为三座“大山”，即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和转型的“火山”。虽然全国上下都意识到民营经济遇到的问题，但在宏观经济下滑和一系列其他背景下，民营企业发展的系统环境仍缺乏实质性的改变。由于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甚至比过去更加困难。

考虑到民营经济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未来中国需要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提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将之作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40多年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长足发展，中国将难以真正实现“内循环”，难以有效缓解就业压力，难以形成活跃的市场经济，难以激发企业家精神去实现真正的创新，难以出现真正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回顾这两年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就可以看到，真正让美国人感到竞争威胁的企业，不是那些体型庞大的国有企业，而是中国那些有理想、有追求、敢于创新的民营企业！

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的成长壮大，取决于多种环境和要素，有些因素是外部的、我们自身无法控制的，但还有一些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可以控制和决定的，这就是政策要素、制度环境要素。简单而言，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未来要有超越“两个毫无不动摇”的政治高度，最终走向不以所有制来区分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走向拥有真正的公平、法治和信用的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决定作用的根本前提是创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应具体实现各类经济主体市场地位的平等和竞争过程的公平。破解民营经济发展困境，既需要民营企业自身不断进取，也需要中国进一步推动制度改革，改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