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经济体中，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经济最为典型。在日本“改革开放”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大战景气、战后复苏、神武景气、岩户景气、伊弉诺景气，经历了从低端消费品制造到高端消费品制造，从生产再到国债发行，从房地产再到刺激消费的发展道路。日本经济直到1968年，实际上是一帆风顺的。紧接着日本经济起飞的是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是指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在1970年代之前以农业和轻工业（小型工厂）为主导，1970-199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它们利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大量资金和技术，利用本地廉价而良好的劳动力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策略而发展迅速，成为东亚和东南亚继日本后新兴的发达国家或地区（雁行理论），也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火车头之一，其成功的经济发展过程和经验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典型例子。换句话说，一度被学术界认定是可以复制的发展经典。

中国经济同样也建构于改革和开放，因为资本和技术总是需要社会环境的支持。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的表征，自1950年代开始的计划经济虽然在建国初期能够恢复经济和推动初步发展，但随着时间推进，其弊端也日渐明显：对国内经济的控制使政府和企业的职责不分，无视价值规律与市场调节的作用；一切以计划为纲，无法适应消费群体的需要，制约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生产商品的数量都在计划之中，购买商品还需要相应的商品票（如购买就需要有相应的粮票、鞋票、煤票、香烟票、布票、肉票、油票、糖票、豆制品票、火柴票、肥皂票、鸡蛋票、自行车票等等的票证上千种。若按发行单位分，有全国通用、地方用、军用），造成消费者即使有钱也难以买到需要的商品。整个国家陷入严重的短缺经济，甚至粮食和蔬菜都保证不了供应。

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等人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胡耀邦为首的改革派人士积极领导并推动各项政策落实，并得到叶剑英及不少中共元老支持，中国经济开始起飞。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为1481亿美元，人均仅为154美元。2013年上升到9.24万亿美元，人均GDP为6800美元，现在则已过了10万亿美元大关。1950年，全球城市化率29%，2007年全球城市化率上升到50%。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7%，2013年上升到了53.7%。1949年到1978年30年间，中国累计出国的人数不过28万人，平均每年不到1万人，到了2012年，每年大约有1亿人出国旅游。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没有一家民营企业，改革开放之后，民营企业则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力之一。

从生产到消费，从制造到房地产，从通胀到通缩，同时还伴随着社会总成本的大幅度上升，这是东亚区域经济尤其是产业所走过的基本道路，同样也可以视为产业发展的基本经典。现在生产企业正在大量走出东亚转移到越南以及南亚地区，但越南和南亚地区在步入生产型社会的同时，同样也会面临产业发展的基本经典问题，而不能置身于外。随着制造业大量转向越南，越南北部好几个省的工业园已被一抢而空，据称地皮价格涨到了东莞的水平。劳动力成本方面，越南最低基本工资从2008年的平均400元人民币涨到了1200元。加上各种福利补贴，现在已超过2000元。照此发展，赶上中国的工资只需三到五年。

那么问题来了，在越南和南亚地区之后，世界产业资本的转移将会去向何方？

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是比较清晰的——非洲。过去我们就指出过，非洲的潜力，早晚将会得到人们的认同和产业资本的支持，现在持有这样看法的人则越来越多。

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2016年出版由纽曼、卡罗尔等人撰写的《非洲制造：学会在工业中竞争》，已经将目光盯住了非洲。该书认为，非洲缺乏工业发展，实际与国际援助的方向错误有关。非洲的传统援助者忽视了投资环境的两个关键方面：基础设施和技能。自1970年以来，对非洲基础设施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份额持续下降。此外，注重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千年发展目标，虽然是非洲的一个重大成就，但非洲各国政府几乎没有预算空间来提高教育质量、资助小学后教育以及缩小与世界其他地区日益扩大的技能差距。扭转基础设施和小学后教育援助的下降趋势，对于非洲今后的成功，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至关重要。因此作者建议世界银行等国际多边机构，修正自己过去并不成熟的指导原则。

现在的世界，类似布鲁金斯这样关心非洲发展的智库机构越来越多，这反映非洲的市场空间正在日益引起国际政治界和国际资本界的关注。一方面，非洲正在赢得发展机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世界大国的竞争正在转移到非洲，非洲未来可能成为世界大国的新战场。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国是否可以巩固市场先机，并不确定。因为世界各国对于之方面的理论准备和政策准备，日趋完善，而中国方面除了已经取得的若干进展之外，并无完善的准备和研究，所以先到未必先得，不确定性始终存在。

投资是非洲需求的核心，非洲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大陆，但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少于除中亚转型经济体以外的任何其他新兴地区。数据表明，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国还不是非洲最大的投资者。而且，由于投资集中于建筑和交通领域，中国对非洲通过绿地投资创造就业机会的平均水平（每100万美元投资仅为1.78人）低于世界其他地区（每100万美元投资仅为2.24人）。实际上，不只是中国近年加强了对非洲投资，欧洲和日本近几年都已调整了对非洲投资策略。

2019年8月28日，第七届非洲发展会议（TICAD）在日本东京召开，有超过50个非洲国家参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表示，今后3年日本对非民间投资将达到200亿美元，日本政府将对在非投资的日本企业提供相应支持。安倍晋三表示，日本政府除支持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外，还将在未来6年帮助当地培养3000名左右企业经营等各类人才，为非洲创造就业岗位，推动职业教育；此外，日本还将帮助非洲提高医疗卫生水平，让300万非洲人民享受到基础医疗和保健服务。日本对非洲的投资不限于企业，在2008年至2013年之间，日本政府在非洲建设了1321所学校，4778个医疗设施，同时还为许多非洲国家建设更加安全的自来水运输系统。目前在非洲开展业务的日本企业超过440家，大型综合商社全部进驻非洲。

2020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布鲁塞尔共同发布欧盟对非洲关系新战略，为2020年10月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非盟峰会准备峰会宣言。这份政策文件提议，欧盟应该与非洲全面发展关系，建立五大伙伴关系——绿色发展能源过渡伙伴关系、数字化转型伙伴关系、可持续增长与就业伙伴关系、和平与治理伙伴关系、移民与流动性伙伴关系。文件提出加强与非洲在十大领域的合作，涉及绿色发展、数字转型、经济一体化、营商环境、科研创新培训、冲突解决、社会治理、人道主义援助、移民管理等。这份文件实际上是指导欧盟与非洲发展全面战略关系的路线图。此外，2019年，美国国际金融开发公司（USIDFC）通过海外私营投资公司（OPIC）和信贷发展管理局（（DCA）表示要拨出600亿美元，为中低收入国家投资，其中很多是非洲国家。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从世界产业转移的轨迹可以看到全球化的影子，产业资本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经历了从欧美到亚洲之后，产业资本在下一步将会加大对非洲投资，提升非洲在全球地缘经济版图中的重要性。中国近年对非洲投资引人注目，但中国并非对非洲投资最大的国家，而且欧盟与日本都已在加大对非洲的投资力度。未来的非洲，将成为产业资本竞逐的新“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