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带一路”在东盟国家有所进展，但也有反复、波动和风险，尤其是几个重大项目，在东盟国家被折腾得昏天黑地，影响很大。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现在的“一带一路”项目已经渐渐成为某种外交砝码，被广为利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其南向政策几十年来稳定执行，而且并不畏惧政治风险，不断自我调适，在东盟国家取得的成绩，值得对比思考。

事实上，虽然中国大举投资东盟国家，但根据惠誉解决方案的最新数据，日本仍然赢得了针对中国的东南亚基础设施竞赛，其项目价值几乎是其竞争对手的1.5倍。有关数据显示，该地区六大经济体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与日本关联的项目价值3670亿美元；与中国的关联项目总价值则为2550亿美元。这些数字突显了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的潜在需求规模，以及日本比中国更有主导地位。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从2016年到2030年，东南亚经济每年需要21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势头。彭博社提供的最新数据仅仅计入了待定项目，也就是处于规划、可行性研究、招标以及目前正在建设阶段的项目。这一数据显示，2018年2月为止，日本的投资额为2300亿美元，中国的投资额则为1550亿美元。结果同样是在东盟国家，日本大为领先于中国。

越南是迄今为止日本基础设施参与的最大焦点，进行中的项目价值2090亿美元，超过日本总数的一半。其中包括越南河内和胡志明市之间的587亿美元高速铁路。所以未来的日越关系前景，可想而知。对于中国而言，印度尼西亚是主要客户。一些未经证实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有930亿美元，占总体对外投资的36%。印尼的这个珍贵项目是卡扬河水电站，仅这个项目就价值178亿美元。

从整个东南亚地区和项目数量来看，日本的优势也比较明显，但利润率较低。在东盟的调查表明，东盟有240家基础设施企业获得了日本资金的支持，而中国在所有10个东南亚经济体中支持了210家。从未来合作前景面来看，日本继续保持了优势，但中国正在追赶，双方已经比较接近。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两国在东盟国家的战略政策差异。

日本一贯重视东盟国家，这一点从未改变过。战后从1951年到1977年间还对东南亚国家发放低利率的日元贷款或实施无偿经济援助。虽然日本战后百废待兴，但日本用代替战争赔款而来的制成品输出，逐步联通了日本对东南亚的长期出口渠道；此后日本又逐步联通其从东南亚相关国家获取天然气资源的进口通道。

70年代中期，日本遭遇了危机，南越首都西贡陷落，老挝内部亲美势力亦遭颠覆，中南半岛进入“红色”状态。时任首相福田赳夫为了应变，在战略上于1977年提出“福田主义”，表明日本不做军事大国，强调构建与东南亚国家的平等伙伴关系。日本在接下来的对外援助中呈现出“量变”和“质变”。仅1978年到1980年3年的对外援助额就达到33亿美元。其ODA贷款从此前仅仅关注原料确保和日本企业投资的便利化，转变为同步考量如何给当地带来“正外部性”，希望赢得东南亚国家的信任。

福田赳夫之后的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宫泽喜一等都沿袭“福田主义”路线，全力做好东盟国家的顶层推动。直到90年代之后，日本开始积极致力区域制度构建。日本首相宫泽喜一郎遍访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文莱，除了强调区域经济自由化、民主化，还提出日本将积极参与关涉亚太地区政治及安全保障的议题，以展示同东南亚国家的多元合作努力，该主张后来被称为“宫泽主义”。

总之，日本针对东盟的政策非常灵活，战略继承性比较好。对比中日之间的战略竞争，中国也有学者建议，日本今天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的“绿色”联通政策运作，至少在两个层面非常值得中国重视：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追求的全球性互联互通，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针对东南亚运作的区域性联通政策，存在战略同质化竞争，中国需要思考如何寻求共赢节点并规避利益冲突；第二，日本不断调试联通政策，特别在进入21世纪后开始逐步强调其中的“绿色”标签，以环境友好型手段规避经济发展负外部性并“俘获”当地民心，中国需借鉴相关战略操作模式，推进自己的“民心相通”，并对冲民心吸引有待强化时可能出现的“亲日远华”困局。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地缘上对中国也十分重要，但比较中国与日本在东盟的影响力，日本对东盟的战略、政策以及长期的执行，仍然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在当前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空间受到压制的背景下，这种反思和借鉴对中国来说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