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理解疫情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首先需要明确疫情之前中美关系的大致状态。实际上，即使在疫情之前，中美关系也仅仅是处在“勉强维持”的地步。两国之间的对立情绪已经开始从具体的政策内容（战术层面）蔓延到了政策制定的基本方向上（战略层面）。在2019年末这个时间节点上，中美关系已经完全进入“战略竞合期”，并且正在飞速地向“竞争”乃至“对抗”方向发展。

而对于疫情之后的中美关系，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有如下几个关键点值得思考。

第一，疫情有可能使得中美在经济方面“非战略性”的脱钩（即由节点失控而导致的全局性的脱钩）。本次疫情充分暴露了经济全球化下潜藏的产业链风险，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将有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疫情实际上是给高度全球化的经济按下了一次“暂停”，而在全球化背景中，“刹车”容易但想要“重启”的难度却高出了几个档次。这不但因为市场信心的恢复需要时间，还因为全球化的经济和产业想要重启，需要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运行顺畅。这也就引出了第二个原因，即疫情之后产业链的二次布局。本次疫情充分暴露了经济全球化（尤其是产业链的全球化分布）所带来的风险。在疫情结束之后，通过调整产业布局来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恐怕将成为所有跨国公司中的一种整体风向。这在客观上将进一步加剧外资（美资）撤出中国市场的现象，换句话说，过去经贸合作在两国关系中所起到的“托底”作用将会因此减弱。在此基础上，中美在经济上的“脱钩”绝非不可能，并且正在快速成为现实。

第二，“竞合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之上：“竞争（乃至对抗）”正在取代“合作”，并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造成这种转变的最关键原因首先在于：中美两国政府对于分歧管控的力度和意愿都在大幅度下降。在疫情的国内爆发时期，尽管美国社会整体上向我国提供了一些帮助，但美国官方诸如“疫情有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表态却多少伤害了国人的感情。随着疫情的国际性爆发，中美两国在官方层面开始出现了此前少见的公开相互指责：美国行政系统内部的高级官员宣称：疫情的国际性扩散是因为武汉当局早期的管控不力。特朗普甚至公开将新冠病毒称之为“中国病毒”。而我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则在社交平台上暗示：病毒根本是由美军带到武汉。需要指出的是，安邦对此的关注点不在于孰是孰非，而是类似的现象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中美两国政府正在放弃对分歧的管控。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美两国政府内部也都存在过针对另一方的不满声音，但中美两国政府在过去整体上都是希望将这种相互的攻讦维持在“可控”的范围内。但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对双方来说，“斗争哲学”已经不再是一种战略思维，而逐渐成为了一种具体的政策。这种“斗争哲学”的下沉将会进一步巩固中美之间的对抗性思维，从而大幅度地削减外交政策的回旋空间。

第三，中美之间的矛盾正在扩展到社会和文化领域，这种文化和社会上的脱钩倾向有可能促使中美走向“冷战”式的全面对峙。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针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一直是中美两国政策界的一个重点议题。而支持“中美可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一方所持的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中美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经济、文化与社会联系，同过去美苏完全独立于两个系统的状态不同，所以不会走向全面的对抗。然而，除了已经提到的“经济脱钩”之外，中美之间“社会和文化上的联系”也在逐步解体。美国社会内部如今已经出现了一部分“歧视”华人（亚裔）的现象，甚至伴随着一部分的暴力行为。而在国内的民间舆论环境中，针对美国的论调也变得越来越负面，越来越有攻击性。安邦认为，尽管两国社会中对于对方的不满存在着客观上的缘由（譬如中美社会对于“什么样的人应该戴口罩”的不同认知），但这种民间的对立情绪更多地是由于疫情刺激下的恐慌心理而造成的，是一种包裹着“民族主义”的非理性行为。在“民族主义”因素的裹挟之下，不仅仅是两国政府，两国的社会也在走向逐渐的对立，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是几乎无法调和的。

第四，这次疫情还暴露出了另一个问题：包括华人、华侨以及留学生在内的海外华人群体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融入美国社会之中，在目前的状况下甚至成为了中美关系的不稳定因素。过去我们通常认为，这一群体是两个社会的桥梁与粘合剂，有助于帮助双方加深了解并拉近关系。但如今的现实却是：他们不但没有帮助两个社会实现融合，更是成为了文化冲突的“矛尖”，这使得前文提到的社会文化冲突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第五，疫情实际上给了我们一定的缓冲期，因为尽管中美关系在未来可能进一步走向对抗，但在2020年内，中美双方都没有太多的精力来处理外交政策问题。首先是由于“防止疫情的扩散”以及随后的美国大选将成为2020年美国政治的最主要议题，因此美国外交在2020年不太可能出现剧烈的变动；而主动挑起与美国的争端或者冲突也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此外，安邦一再希望指出的一个事实在于：美国任何针对中国的“遏制政策”都需要借由其盟友体系才能产生效果，而后者目前也同样处在巨大的不确定之中：首先，特朗普政府治下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已经今非昔比，裂痕已清晰可见；其次，美国的在亚太和欧洲的主要盟友因为疫情的问题目前多少也有些自顾不暇。国内与国外两个维度的现实都意味着中美关系在2020年可能还会出现不符合逻辑的稳定，原本预计可能接踵而至的中美贸易“第二阶段”谈判也有可能顺势拖延到之后进行。但这极有可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第六，就“一带一路”而言，经过了六年的发展后，“一带一路”正面临着关键的转折期，亟需某种结构性的调整。而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积极拉拢欧洲、日本、印度与澳大利亚，期望在欧亚大陆建立一个区别于“一带一路”的替代机制；另一方面，我国的国内经济则开始出现“新常态”的脱轨。在此基础上，“一带一路”计划在2020年初实际上面临着相当大的（改革）压力。然而，由于前文已经提到的原因，美国及其盟友在短时间内不得不聚焦于解决国内问题，这在客观上给“一带一路”的改革留出了一定的缓冲期。另一方面，欧洲目前已经成为了疫情的核心爆发区域，这就为中国的公共外交提供了相应的机遇。如果能借助疫情改变欧洲国家对于中国的看法，“一带一路”在未来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也有可能相应减小。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综合来看，受疫情影响，未来的中美关系恐怕将会加速下行。两国内部努力维持合作的力量，逐渐被寻求对抗的力量所取代。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内部，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似乎并非是某种战略方向的调整，更多的是一种由“反馈、再反馈”形成的局面。沿着这条道路，中美之间实际上正在走向一场新的“冷战”。而中美未来的博弈，决定性因素即在于美国是否能维持自己对盟友的影响力。而这也是中国应对美国遏制的最有效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