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各个阶层，面对各种大事件，“理直气壮的胡扯”是一种客观现象。从基层到一定的高层，都可以看到这种“理直气壮胡扯”的广泛分布；从基层给上级的汇报，从各种官方解释，从官员的普遍谈话，但凡是冲突和矛盾的场合，从他们的“据理力争”当中，都可以或多或少的看到这种“理直气壮胡扯”的印迹。他们是真的动感情地相信，他们现在知道的东西，所以他们也真的“敢言”、“敢做”，这就是“理直气壮胡扯”的来源。于是，各种人为夸大、缩小、模糊、搅乱、胡搞、似是而非、乱上加乱的作法层出不穷，悲剧重复上演。我们在新冠肺炎的疫情进程中，可以看到大量这种社会现象。所有这些，实际都是新冠肺炎这出悲剧的组成部分。

 

其实，从善意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理直气壮的胡扯”，都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专业社会，中外有别是真实的存在。很多人以为世卫组织是一群高明的“医生”，实际这是一个专责公共卫生健康的信息机构；全世界都认为，新冠肺炎是一次公共健康危机，中国则认为就是一种病，靠医生就行，有神药就“中”。面对新冠肺炎，专业分析人士认为，重点应该是在管理，避免管理造成重大混乱和更多的附带死亡；官员们则认为重点是治病，病治好了，就什么事情都没了。所以，在新冠肺炎的问题上，现在“医生的讲话”简直就是上帝的旨意，虽然他们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莫衷一是。即便如此，数百年来缺医少药的中国，还是将“医生”奉为神灵般的人物，任何话都照信不误。他们不知道的是，“医生”也分很多种，现代医疗早已是一个庞大而精细的体系，大多数医生只是负责“治疗”这一块，面对其他的问题他们都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外行”，如果他们还知道一点点的话。

 

这是一个悲惨的事实，因为中国大多数人不懂，当然也包括官员们。就像武汉官员在解释武汉悲剧时委屈地表达：“我又不是医生，我只能汇报”！这是现在官员队伍的真实写照。他们在公共卫生健康问题上需要帮助，需要一个高效的“外脑”，但并非常常意识到这一点。只有当大事件从假定走向真实，大麻烦真地发生了，在一片忙乱和错误之中，在惨剧形成之后，才能看到“外脑”的作用和价值。

 

现在几乎人人都知道“外脑”这个词汇，但在真正的公共卫生健康危机中，在大事件中，外脑是如何参与决策的？这个要从决策本身谈起，里面存在一些知识性和内幕性的认识。什么是决策？决策就是拍板做出决定，究竟应该怎么做？怎样做才是最佳选择？什么是必须做的？等等。这些决定在平时不显山露水，一旦面对危机或是重大事件，面对考验的时刻，超越常规套路的时候，就能清楚看出来了，这些决定都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要做的出来，做的正确，不乱来，还要能被后来的发展所证验证，选择正确，这样的决策百分之百都是有前提的。

 

第一个前提，确保正确的理解和认识，这一点就非常困难。医生的话，你听得懂吗？他的话正确吗？有多少医生，信誓旦旦地说有“神药”；有多少院士一口咬定，这个动物、那个动物就是源头；有多少医生对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惊恐万状？实际上，医生对医药研发是外行，对病毒更是仅知道一个基础部分，够用就行，他们中的大多数实际根本不懂这些专业学科的东西。问题在于，你不明白这些信息，没有一定的信息基础，如何能够保证理解和认识的正确？面对大事件导致的信息爆炸，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听得懂吗？搞的清吗？理的顺吗？这就是用信息来研究信息的道理，这是信息分析的基本原理，而且上个世纪就有一本信息分析的书讲得很清楚了。毫无疑问，一个人“信什么”与他“知道什么”，存在直接的关系。信神佛的人，肯定也是“知道”不多的人。而要确保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就需要惊人的信息工作量和信息能力，这也是需要“外脑”这种专业人士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前提，必须要对问题有个清晰的定义。这个定义源自于对问题的分析和定性，源自于对信息的全盘把握，分析错了，定性错了，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听着好像也能做到，政府有政府的组织啊，有专门的部门或信息中心，有人专门干这个的，实际政府的团队根本不可能代替专业团队的，强度、能力、分析水平，差之千里。专业信息分析人员，一天能浏览几篇到十几篇过去没有接触过的流行病学论文，看十几个小时各种渠道的信息，还要对各种信源随时做出正确的分析推理，并且确保合理，面对信息大爆炸，哪个政府组织的团队做得到？这还仅仅是信息能力的方面，至于信息分析的推理，这种猎手性质的工作，难度就更高了，可以说百中无一。

 

显然，做出正确的决定，没那么简单，究竟是骡子还是马，第一是理解认识，第二是定义准确，做到这两点难度就很大，一般人就不行。所以，遭遇“大事件”一定需要“外脑”的支持，选择专业的信息分析团队，事实上这是唯一的选择。可能有人会问，信息分析团队也有不懂的事情怎么办？治疗我们问医生，病毒我们问生物学家，跨学科咨询与合作是全世界信息分析机构都在做的事情，包括WHO在内都一样，这种合作是否有效，关键还是要看那两个前提，听得懂，能定义。

 

作为对照，我们可以看看现实。新冠肺炎出来之后，社交网络以及媒体上，过去的“大V”都迅速改行“骂街”了，干的都是质问政府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干点有用的事情那是真干不了，东南西北都不知道。经济领域的专家大腕，明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都不清楚，但却都在振振有词地“猜想”会有多大损失。问题是疫情一个月结束与半年结束，这损失能一样大吗？显然，这些猜想的实质意义并不大。所以，这也算是另类的“术业有专攻”吧，至少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信息分析与社会常见学科的区别和价值。

 

安邦早在1月末就清楚定义这是一次“类流感”，而不是什么“要命的不治之症”。定义不同了，当然政策做法也就全然不同了，代价和成本也就大不同了，这就是定义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说法不一，但转来转去，折腾一圈，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定义上，这就是专业研究的深度。相比专业分析，业余的研究，各种现象就太多了。现在很多人就都在问，死亡率为什么在武汉会这么高？疫情何时才能结束？从这些问题的答案里面，就能一眼看出专业与否？流行病学的经验是，死亡率是个非常复杂的大问题，有时要用几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回答这个问题。疫情何时结束？同样也是个复杂的大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没那么容易得出清晰的答案。事实上，只有“外行”才会选择直接回答，告诉你一个似真实伪的答案，安邦能告诉你的，只有曙光初现的时刻，只有峰值，只有长长的衰退，还有一个附带限制条件的确诊病例总数；能告诉你的，只有一句，“这是一种自限性、再现性的流行病”，一场长投影型的公共危机。不过，有了这些专业而客观的答案，公共政策的应对和决策，就已经有了扎实的基础和结果。

 

实际上，任何大事件，都需要信息分析的助力。信息分析机构实际起到的是一种“部门+”的作用，它在大事件发生之际，随时可以附着在政府部门的身上，成为一种部门的扩展，为一个国家以至世界的公共卫生健康决策服务。消除官员们的委屈感以及理解、认识上的困惑，寻找可信赖的政策解决方案，只能依靠这个，安邦始终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