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是全球贸易摩擦加剧后世界面临的又一次挑战。疫情爆发与贸易摩擦看似没有直接关系，但在特殊背景下，两者完全有可能汇合在一起，制造出新的国际贸易摩擦事件。而这一次，中国可能很难置身事外。

 

对中国来说，疫情与贸易摩擦的结合点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敏感问题——在全球疫情蔓延之时，中国是否应该大力援助世界和美国？安邦咨询（ANBOUND）此前已经清楚地表达了观点：完全应该，而且很有必要。在地缘政治对抗加剧、中美贸易战加剧的背景下，PPE物资的援助实际是一场地缘政治大戏。在这场地缘政治大戏中，中国有理由成为主角，在疫情蔓延下的情况下提供国际援助，这是中国改善国际形象、改变与美国关系的契机。不论从人道主义、外交、大国责任，还是着眼于国际贸易环境改善、疫情后的国际秩序调整，中国都应该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加大支援世界和美国，这事关中国未来的重大国家利益。

 

世界级的大灾大难当前，对大国胸怀与责任担当是个重要考验。中国已经向80多个国家提供了不同的支持，但这种支持的名义大部分是企业或是某些次级机构的，没有经过精心的设计和安排，规模也相当有限，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同样如此。如果这种表现持续下去，则中国很有可能在疫情之后，成为世界某些国家的地缘政治靶子，被集中火力攻击。当然，中国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应对之策，但无法不付出新的代价，甚至很高的代价。因此，比较而言，最理想的政策操作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在形势凝聚成浪潮之前，采取政策成本最低的行动，加以防止。

 

这样的警告并非是危言耸听，它在世界历史上是有前车之鉴的。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与贸易摩擦共存的景象，与1929年的大萧条有很多相似之处。保守主义伴随经济萧条而崛起，基本是可以预见的前景。那个时候通过的《斯姆特-霍利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就是最明显的一例，美国这个法案与经济大萧条相互交织，实际加深了萧条，但却在美国国内政治上得分了。

 

《斯姆特-霍利法案》的思想酝酿于大萧条爆发之前。一战后的美国农业十分繁荣，机械化普及和集约化经营，使得各种农产品产量大幅提升，但产量提升所伴随的是农产品价格下跌，美国农民对此怨气冲天。他们认为，过低的关税让外国货冲击本国农产品生产，因此需要提高农产品关税。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博弈中，“提高农产品关税有助于改善农业现状”的说法让越来越多的人深信不疑。20年代中期，随着民粹主义的崛起，美国国会充斥着降低工业品关税、同时提高农业品关税的提案。不过，这类提案都被当时的美国总统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否决。

 

1928年的大选改变了这一切。

 

共和党人胡佛（Herbert ClarkHoover）通过对农民信誓旦旦的许诺赢得民主党票仓的倒戈，最终于1929年5月成功入主白宫。急欲兑现竞选承诺的胡佛敦促国会专门商讨关税问题，尽快拿出对策。身为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的威利斯•霍利（Willis C. Hawley）积极行动，花了43个白天和5个夜晚走访农场主和工商业者，搜集了厚达11000页的证词，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一个方案，建议增加845种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关税，并减少85种商品（主要是工业品）关税。在胡佛正式入主白宫的当月，该提案以高票在众议院闯关成功。在里德•斯姆特（Reed Smoot）的推动下，修改后的最终提案于1930年3月在参议院以44：42的勉强多数通过。1930年6月17日，经胡佛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该法案最有影响的内容与今天的情景非常相似，它将20000多种的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等于是进一步用法案的形式，锁定、确立了美国针对世界市场的关税贸易战。在当时的美国，有1028名经济学家签署了一项请愿书抵制该法案；而在该法案通过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50%以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斯姆特-霍利法案是导致美欧之间贸易规模从1929年的历史高位急剧衰退到1932年历史低位的催化剂。当时有很多人反对这个《斯姆特-霍利法案》，除了大批经济学家之外，汽车业巨头亨利•福特在白宫花了一整个晚上力图说服胡佛否决该项法案，他称它为“一项愚蠢的经济政策”。而J.P.摩根的首席执行官托马斯•W•拉蒙特（Thomas Lamont）则形容当时他“就差跪下来乞求胡佛否决愚蠢的霍利-斯姆特关税法案了”。拉蒙特还表示，该法案“大大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

 

历史走到了似曾相识的时刻。

 

从现在的形势来分析，PPE物资的缺乏，已经在美国酿成了社会性的舆论浪潮。如果特朗普总统继续下一任期，他会继续原有的实质性高关税政策，有没有这个新时代的《斯姆特-霍利法案》都无所谓，反正都一样。如果特朗普总统大选失败，民主党的一位总统上台，由于参议院还在共和党人手里，那么通过一个类似的《斯姆特-霍利法案》就明摆着可以钳制新任的民主党总统。所以，无论谁当下一任美国总统，如果中国现在没有采取适当的积极行动，创造新的舆论形象的话，今后严峻的形势可能会让中国付出重大代价。现在中国帮助美国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出口口罩、防护服的价值。

 

需要反复强调的一个朴素道理是，中国现在帮助世界和美国，实际上就是在帮助自己的客户。中国经济需要外部市场，美国就是中国最大的外部市场。自己的客户碰到一点暂时的困难，中国伸把手帮一下，是理所当然而且并不困难的事情。中国在第一波疫情之后，最大任务是恢复生产，但生产不能离开来自世界市场的需求，而且中国要保持在世界供应链中的地位，这时更应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利用其目前拥有的生产能力向世界供应急需品，等于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保持中国在世界供应链中的地位是有利于世界的。

 

正如以前安邦介绍过情况那样，从疫情数据的预测来分析，美国现在的疫情态势可能维持到5月下旬，从4月下旬到5月中旬，这是美国最严峻的时刻。等过了这段时间，美国的卫生健康体系应对疫情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适应疫情压力，而美国庞大的卫生健康系统现在就正在成功整合，这一点从现在美国医院体系的应对来看，表现得较为明显。他们正在从开始的慌乱走向有序的阶段，美国的医院内部没有出现乱成一团的情况。而美国CDC以及其他卫生官机构也正在调整，正视过去的错误，所以关键的变化很快将会发生。如果美国庞大的经济体系与卫生体系调整过来，那时候对外部PPE物资支持的需求就会变小，中国再出手的必要性也就不大了，因为无法产生关键的影响力。欧洲的情况也与此类似，疫情正在逐步趋于缓解，一些国家甚至在考虑在近期放松隔离，恢复经济。所以，现在是中国作为PPE的供应端发挥作用和价值的最后时候了。

 

 

从现实来看，美国和欧洲是中国的大市场，是中国能获得巨大商业利益的地方，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交往伙伴国家（与意识形态无关）。在美国和欧洲疫情仍在继续、需要帮助的时候，中国有必要向它们提供重要的支持。这是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国家利益之所在，以这样的行动，中国将能够主动消弭新时代的《斯姆特-霍利法案》。